黄镇与邓小平，前者是声名显赫的将军兼外交家，后者则是一代伟人。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从长征的漫漫征程，到改革开放的新航程，两人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始终如一，相辅相成。

长征途中情可贵

1931年春，西北军一支力量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派遣至江西，对中央苏区红军展开所谓的“围剿”。然而，该部队的众多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外交政策以及针对共产党的内战政策深表不满。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同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战士，在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及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的带领下，于江西宁都庄严宣布起义，毅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自此，时任第二十六路军手枪旅政训处少校干事兼旅部书记的黄镇，也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员。

探根溯源至宁都起义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至1926年。当时，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众多共产党员受命踏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部，他们积极拓展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为这支部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宁都起义的余波未平，黄镇便投身于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在此期间，他曾先后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长、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务。黄镇创作的独幕话剧《破草鞋》深受战士们的喜爱，而他创作的《打骑兵歌》也在红军队伍中广为传唱。与此同时，他以长征为灵感，创作了众多写生画和漫画，这些作品后来汇编成《长征画集》出版，成为长征历程中独一无二的形象记录和珍贵的艺术瑰宝。

在长征的征途中，黄镇担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长，与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并肩作战，日夜相伴。他们共患难、共欢笑，将困苦视为乐事。偶尔能分到一些剩余的伙食，便会聚在一起，享受一顿丰盛的荤菜。那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积极投身红军队伍的宣传工作中，邓小平与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在行军途中，竟然异想天开地成立了一家“牛皮公司”，专门搜集并传播古今中外的笑话、美谈以及奇闻逸事，这一趣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我不需要，您自己留着吧。”邓小平却坚持道：“我还有大衣。”那件狐皮大衣，是懋功会师后，他的留法与留苏时期的好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所赠。谁料，这件大衣不仅助邓小平顺利过草地，也间接帮助了黄镇。黄镇披上邓小平赠送的军毯，身体不再颤抖，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黄镇绘制了红军渡湘江的漫画。

翌日清晨，雨势悄然止歇，队伍遂续行进。黄镇在见到邓小平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他将军毯归还于邓小平，而邓小平却温和地回应：“你且留着自用。”步入暮年，提及那段长征岁月，黄镇对邓小平赠送军毯的善举仍记忆犹新。

太行山上情愈深

1937年8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翌年1月，他接任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一职。与此同时，黄镇同志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副部长、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以及晋冀豫军区的政治委员等要职。到了1940年5月，随着晋冀豫军区的撤销，太行军区应运而生，其机关由一二九师的机关共同兼管，黄镇同志因此被调任为一二九师政治部的副主任。自此，黄镇同志开始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正式拉开序幕，黄镇紧密协作刘、邓两位首长，全力以赴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紧接着，8月25日，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以及副主任黄镇联名发布了《师政关于百团大战的指示》，其中对大战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意见和建议。为了确保大战的顺利筹备，刘、邓首长主持召开了会议，并明确分工，指派黄镇负责大战所需的粮食筹备、组织参战民工以及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

在刘、邓首长的英明领导下，黄镇同志深入各地实地考察，部署地方干部全力以赴地开展筹粮工作，并采纳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与地方干部的参战积极性。针对部队的战前动员，黄镇与蔡树藩同志明确提出，要坚决克服部队中可能出现的右倾情绪，确保每一位指战员都能保持高涨的战斗热情。为了进一步激励参加百团大战的英勇战士，9月6日，一二九师颁布了《关于百团大战给奖问题的命令》，明确规定在颁发精神嘉奖的同时，还将给予物质奖励，以此激发战士们杀敌立功的斗志。命令中规定，一等奖获得者将获得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和一条手巾；二等奖获得者将获得一套衣服和一条手巾；三等奖获得者则将获得一双布鞋。对于重伤者，将按照一等奖标准给予奖励；轻伤者则按照二等奖标准给予奖励，并且他们的名字将被载入百团大战纪念册。这些举措为百团大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我明白了。”

“好画！”

同年12月16日，在河北省涉县王堡村附近，一二九师为刘伯承师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寿庆盛会。中共中央特意发来贺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更是挥毫泼墨，撰写了祝寿诗篇，而当地群众代表亦献上了诚挚的寿礼。邓小平、李达、蔡树藩、黄镇等一二九师的领导们均莅临了这场祝寿大会。黄镇创作的祝寿图，生动展现了刘伯承同志的革命意志与高尚品格，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1946年伊始，黄镇同志应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举荐，肩负重任，成为北平军调部驻新乡第十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不幸的是，黄镇同志及同仁后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端拘押。当这一消息传至，邓小平等一二九师的首长们无不忧心忡忡，他们坚决表示，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将黄镇同志等人安全接回。10月中旬，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软禁，在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以及刘、邓首长的不懈交涉下，黄镇同志等人终于安然返回解放区。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黄镇将军与其夫人朱霖及子女们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太行山那段岁月里，黄镇不仅在工作中与邓小平紧密协作，推动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更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彰显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太行山的环境颇为艰苦，尤其是夏季，潮湿闷热的气候尤为难耐。邓小平拥有一把制作精良且实用的竹扇，黄镇对之颇为羡慕。于是，邓小平便吩咐他的四川籍警卫员再制作了两把竹扇，赠予黄镇夫妇。这两把扇子，一把较大，另一把较小。较大的那把赠予黄镇，较小的则送给了黄镇夫人朱霖。夫妇二人收到扇子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扇子倍加珍惜。为了延长扇子的使用寿命，黄镇夫妇用心将布缝于扇子的檐口，并在把手处加固了铁丝。这把普通的竹篾扇子，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更是他们之间战友情谊的真挚见证。

特殊岁月情尤切

建国伊始，黄镇受中央指派投身外交事业，常年驻外，肩负重任，被誉为“将军大使”。邓小平起初负责大西南的建设，继而调入中央，担任多项要职，位居中枢，日理万机。两人的相聚时光并不频繁。倒是朱霖女士与卓琳女士——这两位曾在太行山上结为好友的夫人，利用回国述职之机，交往更为频繁。她们每次见面，都会代为传达黄镇将军与邓小平同志的深情问候。

▲我国首位驻法国大使黄镇（左图）与法国总统戴高乐（正中）。

“聂荣臻、邓小平曾在此工作。”黄镇点头沉思，感慨地说：“在长征途中，小平同志曾与我分享他们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未曾想，这个工厂依旧存在。

你们要抓紧时间，查阅档案，看看能否找到他们的资料。”在法国外交部门的协助下，使馆同事找到了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的旧工卡，卡上附有邓小平当年的照片。在黄镇的指导下，驻法使馆搜集了邓小平等人的早期史料，这对后来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留法时期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早期生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复出不久后，率领代表团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陪同邓小平一同从北京起飞，抵达华盛顿。黄镇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在他建国以来，是难得一次能与老首长、老战友共度数日的良机。

黄镇陪同邓小平会见外国宾客。

4月7日，邓小平率领的代表团抵达纽约。四天后，即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入剖析了国际局势、系统阐释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对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一发言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美国逗留期间，黄镇先生陪伴邓小平会晤了众多国家政要，以及基辛格等美国友人及华侨代表。4月19日，邓小平结束纽约之行，经巴黎返回北京，而黄镇则留在了驻美联络处。当时，国内“四人帮”的恶行肆虐，黄镇对即将回京的邓小平充满了关切。通过电视屏幕，他目睹了抱病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热烈欢迎邓小平带领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的感人场景，这才稍感安心。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莅临我国进行访问。翌日，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福特总统及其随行的基辛格国务卿一行。此次会见，邓小平、李先念和黄镇等领导人亦一同出席。在会谈过程中，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均对黄镇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对此表示满意，并在邓小平等人的见证下，对黄镇说道：“你回美国后，再努力工作一两年。”

黄镇会晤尼克松总统。

1976年1月8日，正在广州的黄镇听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第二天，他立即赶回北京，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周恩来逝世后，黄镇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处境。从3月底开始，广大群众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抒发对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5日清明节，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随着“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而遭到镇压，邓小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黄镇的担心不幸应验。

清明时节过后的一日，身处北京空军某部的马方晓拨通了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电话，急切地邀请她立刻前往自己家中。然而，当朱霖抵达马方晓的住所时，却意外地见到了卓琳。卓琳面容愁苦，她对朱霖说：“是我让她通知你的，我们得来一次告别。今天，小平同志将前往叶帅家中进行告别，我便借此机会来与你们相聚。看来，我们恐怕又要面临挑战了。”卓琳、朱霖与马方晓在太行山时期曾共度生死，是彼此间情谊深厚的姐妹。她们相互分享了各自的时局见解，最后卓琳语重心长地说：“在批邓运动中，你们还是要顺应潮流，表达支持。毕竟，大家团结一致，对党的事业更为有益。”

4月27日，黄镇带着沉痛的心情，从北京启程，重返华盛顿。对于国内兴起的“批邓”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感到极度愤慨。在审阅并签发驻美联络处向外交部党委及中央的表态电文时，他特意划掉了“批邓”二字，仅保留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他对负责起草文稿的同志明确表示：“我签署的文件中，绝不容许出现‘批邓’的字眼。”

桑榆晚景情更浓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文化部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部门之一，面临着诸多问题，积弊已久，亟待一位资历深厚、文化素养兼备的领导人挺身而出，肩负起拨乱反正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镇作为文化部长的人选，进入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视线。

◆黄镇

“你既要学习，也要深入了解情况。”面对老政委的悉心指导，黄镇欣然接受新的任命，坚定地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前往那个岗位。”此后，黄镇与广大文化部干部群众并肩作战，致力于拨乱反正，将“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次拨正。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于次日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进行转载。文化部对此问题亦高度关注，黄镇亲自跟进真理标准讨论的进展。至8月19日，黄镇向邓小平汇报了文化部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对黄镇在文化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文化部已摆脱落后局面，但鉴于曾是重灾区，仍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

“邓小平的讲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立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邓小平与黄镇交谈。

1980年10月，黄镇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文化工作相关事宜。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深思熟虑，提出为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恢复设立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下简称对外文委）的构想。同年12月，中央决定任命黄镇同志担任对外文委主任一职。在对外文委短暂而充满活力的存在期间，黄镇同志积极投身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不断开拓创新，为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1982年春季，遵循中央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部署，对外文委正式并入文化部。黄镇同志对中央的号召作出了积极响应，主动提出退居次要岗位。同年9月，他出席了中共十二大，并荣幸地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到了1985年9月，他又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委。依据中央的相关规定，"中顾委常委在政治和物质待遇上，与政治局委员享有同等地位。"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存续的十年里，从委员晋升为常委的仅有两位，另一位是著名的革命前辈李一氓。这一事实也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黄镇同志自投身革命事业以来所做贡献的高度认可。

黄镇在卸任一线职务后，迎来了革命生涯中难得的一段清闲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得以四处走访，深入基层，倾听民声，了解民情。自1983年10月起，黄镇担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整党工作中，直至1987年5月。同年10月，黄镇与夫人朱霖重返太行革命老区，拜访了曾与一二九师刘、邓等首长并肩作战的乡亲们，同时也传达了党中央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关怀与问候。

黄镇赠予邓小平《松鹰图》。

在卸下繁忙的公务之后，黄镇的艺术创作步入了新的高峰期。此前，因公务缠身，他对于那些索画求字之人的请求，多有未能即刻回应之处。而今，卸任之后，他终于得以腾出时间，逐一完成这些欠下的“心愿”。1984年8月，正值邓小平同志八十寿辰，黄镇特意创作了一幅名为《松鹰图》的佳作，以此敬献给了尊敬的首长和战友。在这幅画中，一棵盘旋有力的老松树之巅，一只雄鹰正环顾四周，蓄势待发，准备展翅翱翔。这幅作品亦充分流露出黄镇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厚敬意。

1989年12月10日，黄镇身体状况向来稳健，却不幸在一次例行前列腺手术中遭遇意外医疗事故，不幸离世。这一悲痛消息传来，正在接待外宾的邓小平闻讯后震惊不已，顿时连声感叹：“实在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随即，邓小平委托卓琳携三个女儿前往北京医院，邓朴方亦乘坐轮椅同行，他们一同前去看望并慰问黄镇的夫人朱霖，并与黄镇作最后的告别。

黄镇同志仙逝之际，作家尹家民倾力创作，以黄镇同志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为题材的传记文学作品于1992年6月问世。在此之前，尹家民先生曾通过相关人士恳请邓小平同志为这部著作题写书名。得知此事后，邓小平同志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名为《将军不辱使命》，以此表达对黄镇同志这位资深部下、亲密战友的深切缅怀。